關于星巴克的“壞新聞”在經濟學常識上的欠缺，在諸多科普之下，現在已不必多言。但是，仍然存在一些不同意見。
比如，有人認為——一杯咖啡，非要喝出點情調來，并由此產生文化與身份認同，反映了大眾的媚外心理，所以，媒體有責任提醒公眾，并打破這種文化上的集體無意識。還有人認為，價格歧視的原因在與市場分割，而市場分割背后則是信息不對稱，所以，媒體的報道實際上打破了這種信息不對稱，有利于促進一個更加公平的價格。
這些看法粗看有一些道理，但是，如果仔細推敲，就會發現其中的問題。
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，人有“尊重需求（Esteem needs）”，如：成就、名聲、地位等。這些需求往往又物化為一些具體事物，從鮮衣怒馬，到LV寶馬，變的是物品，不變的是人性。至于哪些物品能充當這個符號，除了價格之外，有時候也源于強勢文化，而強勢文化的根源則是技術、經濟、社會的領先優勢。從這一點上來看，西方文化在輸出技術的同時輸出奢侈品，并不奇怪。某種程度上看，這不過是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”過程的一種必然衍生效應。
在這個輸出強勢文化的趨勢中，星巴克不過是其中一個較為低端的符號，迅速的由最初的虛榮，變成下意識的求同，成為某個群體的日常品。但無論如何，在一個人均年收入2萬多元的國家，30元一杯的咖啡必然是一種消費升級，而消費升級則必然會連帶出身份感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雖然一些人瞧不上星巴克，認為其完全不足以支撐所謂的“身份感”，但有趣的是，就連這種鄙視“喝星巴克裝小資”的行為，本身也是一種逆向的“裝”，本質上仍是以此顯示更高的品位，彰顯身份優越，比如：“星巴克完全是快餐檔次，我鐘意的是意大利咖啡。”
所以，圍繞星巴克所產生的身份認同，看似虛無縹緲，實則根深蒂固，是貫穿于人類社會的一種不可避免的合理現象。
至于打破信息不對稱的說法，應該說，媒體比較各國同一商品的價格，并不為過。實際上，此次媒體引用的調查也是華爾街日報所做。根據該調查顯示，今年2月份全球29個城市大杯拿鐵的價格，北京在29個城市中，價格排名第11位。比北京更貴的城市有奧斯陸、斯德哥爾摩、莫斯科、雅典、法蘭克福、巴黎和悉尼等。而最便宜的5個地方是：新德里、墨西哥城、舊金山、底特律和倫敦。最貴的奧斯陸(9.83美元)比最便宜的新德里(2.80美元)貴了好幾倍。
不同于華爾街日報詳細列舉了成本的構成，國內一些媒體，不但只列出了比北京便宜的城市，而且在解釋成本構成的時候，還把公眾的注意力引向物料成本，故意忽略租金、人力、運營費用、稅費、翻臺率。
媒體還引用的上海市咖啡專業委員會會長王振東的說法，稱星巴克應按當地收入定價，合適的價格是10元。實際上，王振東是上海甜魔的公司與君客飲品技術培訓中心的老板，旗下有幾家咖啡店。而上海市咖啡專業委員會，也僅有包括甜魔公司在內的十幾個會員，公眾比較熟悉的星巴克、COSTA、太平洋、SPR、上島、雕刻時光都不是其會員。所以，毫不奇怪的，這個協會的聯系地址與郵箱和王振東公司的聯系方式一模一樣。
媒體應當做到公正，對事實的解釋也應該專業、合理，不誤導公眾，而事實卻恰好相反。所以，所謂信息不對稱，本身就是個偽問題，媒體的報道與其說打破了信息不對稱，不如說制造了信息不對稱。
如果說以上兩個觀點僅僅是受到誤導之后，出于樸素的、直觀的感受，未能認識到其背后的邏輯與必然性，僅僅是知識之爭的話，那么，另一些論調則更需警惕。
比如，有媒體評論認為，央視報道星巴克價格問題，“其報道方向符合中國消費者的利益”，而批評央視的報道，則是“犧牲中國公眾的利益”；如果“星巴克在中國賣的不是咖啡，而是服務，而麥當勞和肯德基又何嘗不是同時賣了服務呢？”
應該說這種觀念很有市場，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鳴，但這種說法似是而非，可以毫不夸張的說，把孔子所謂的“言偽而辯，順非而澤”做到了極致。餐飲業在提供產品的時候，必然也需要提供服務，但沙縣小吃賣的服務能與海底撈比嗎？更遑論五星級酒店的高檔餐廳所提供的服務？
更重要的是，這種觀點贊同媒體壓制商家，表面上是以老百姓利益為重，但一個真正能保護商家合法利益，不用民粹去壓制商家利潤的社會，才是中國經濟，中國創新，中國老百姓的長遠利益之所在。
其實，這樣的歷史已經發生過了。現在網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，某官員訓斥抗爭征地的農民時說：“征你的土地，一畝地還給你3萬塊錢，不錯了！想當年你的土地是從地主手里搶來的，一分錢沒給，還把人家斗死了呢！還瞎鬧個啥？”
太陽之下無新事，所以，當今天星巴克面對輿論的批斗時，為之說話，不僅是因為星巴克本身，更是因為厭惡其中的手法，反對其中的邏輯，害怕這種邏輯導向的現實后果，最終，是為現在的，以后的我們說話。
本文資料來自“壞新聞”，特此致謝。
關于星巴克的“壞新聞”在經濟學常識上的欠缺，在諸多科普之下，現在已不必多言。但是，仍然存在一些不同意見。
比如，有人認為——一杯咖啡，非要喝出點情調來，并由此產生文化與身份認同，反映了大眾的媚外心理，所以，媒體有責任提醒公眾，并打破這種文化上的集體無意識。還有人認為，價格歧視的原因在與市場分割，而市場分割背后則是信息不對稱，所以，媒體的報道實際上打破了這種信息不對稱，有利于促進一個更加公平的價格。
這些看法粗看有一些道理，但是，如果仔細推敲，就會發現其中的問題。
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，人有“尊重需求（Esteem needs）”，如：成就、名聲、地位等。這些需求往往又物化為一些具體事物，從鮮衣怒馬，到LV寶馬，變的是物品，不變的是人性。至于哪些物品能充當這個符號，除了價格之外，有時候也源于強勢文化，而強勢文化的根源則是技術、經濟、社會的領先優勢。從這一點上來看，西方文化在輸出技術的同時輸出奢侈品，并不奇怪。某種程度上看，這不過是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”過程的一種必然衍生效應。
在這個輸出強勢文化的趨勢中，星巴克不過是其中一個較為低端的符號，迅速的由最初的虛榮，變成下意識的求同，成為某個群體的日常品。但無論如何，在一個人均年收入2萬多元的國家，30元一杯的咖啡必然是一種消費升級，而消費升級則必然會連帶出身份感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雖然一些人瞧不上星巴克，認為其完全不足以支撐所謂的“身份感”，但有趣的是，就連這種鄙視“喝星巴克裝小資”的行為，本身也是一種逆向的“裝”，本質上仍是以此顯示更高的品位，彰顯身份優越，比如：“星巴克完全是快餐檔次，我鐘意的是意大利咖啡。”
所以，圍繞星巴克所產生的身份認同，看似虛無縹緲，實則根深蒂固，是貫穿于人類社會的一種不可避免的合理現象。
至于打破信息不對稱的說法，應該說，媒體比較各國同一商品的價格，并不為過。實際上，此次媒體引用的調查也是華爾街日報所做。根據該調查顯示，今年2月份全球29個城市大杯拿鐵的價格，北京在29個城市中，價格排名第11位。比北京更貴的城市有奧斯陸、斯德哥爾摩、莫斯科、雅典、法蘭克福、巴黎和悉尼等。而最便宜的5個地方是：新德里、墨西哥城、舊金山、底特律和倫敦。最貴的奧斯陸(9.83美元)比最便宜的新德里(2.80美元)貴了好幾倍。
不同于華爾街日報詳細列舉了成本的構成，國內一些媒體，不但只列出了比北京便宜的城市，而且在解釋成本構成的時候，還把公眾的注意力引向物料成本，故意忽略租金、人力、運營費用、稅費、翻臺率。
媒體還引用的上海市咖啡專業委員會會長王振東的說法，稱星巴克應按當地收入定價，合適的價格是10元。實際上，王振東是上海甜魔的公司與君客飲品技術培訓中心的老板，旗下有幾家咖啡店。而上海市咖啡專業委員會，也僅有包括甜魔公司在內的十幾個會員，公眾比較熟悉的星巴克、COSTA、太平洋、SPR、上島、雕刻時光都不是其會員。所以，毫不奇怪的，這個協會的聯系地址與郵箱和王振東公司的聯系方式一模一樣。
媒體應當做到公正，對事實的解釋也應該專業、合理，不誤導公眾，而事實卻恰好相反。所以，所謂信息不對稱，本身就是個偽問題，媒體的報道與其說打破了信息不對稱，不如說制造了信息不對稱。
如果說以上兩個觀點僅僅是受到誤導之后，出于樸素的、直觀的感受，未能認識到其背后的邏輯與必然性，僅僅是知識之爭的話，那么，另一些論調則更需警惕。
比如，有媒體評論認為，央視報道星巴克價格問題，“其報道方向符合中國消費者的利益”，而批評央視的報道，則是“犧牲中國公眾的利益”；如果“星巴克在中國賣的不是咖啡，而是服務，而麥當勞和肯德基又何嘗不是同時賣了服務呢？”
應該說這種觀念很有市場，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鳴，但這種說法似是而非，可以毫不夸張的說，把孔子所謂的“言偽而辯，順非而澤”做到了極致。餐飲業在提供產品的時候，必然也需要提供服務，但沙縣小吃賣的服務能與海底撈比嗎？更遑論五星級酒店的高檔餐廳所提供的服務？
更重要的是，這種觀點贊同媒體壓制商家，表面上是以老百姓利益為重，但一個真正能保護商家合法利益，不用民粹去壓制商家利潤的社會，才是中國經濟，中國創新，中國老百姓的長遠利益之所在。
其實，這樣的歷史已經發生過了。現在網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，某官員訓斥抗爭征地的農民時說：“征你的土地，一畝地還給你3萬塊錢，不錯了！想當年你的土地是從地主手里搶來的，一分錢沒給，還把人家斗死了呢！還瞎鬧個啥？”
太陽之下無新事，所以，當今天星巴克面對輿論的批斗時，為之說話，不僅是因為星巴克本身，更是因為厭惡其中的手法，反對其中的邏輯，害怕這種邏輯導向的現實后果，最終，是為現在的，以后的我們說話。
本文資料來自“壞新聞”，特此致謝。
